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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霸權和後霸權貨幣合作理論、貨幣合作的博弈理論之外，還存在其他一些國際貨幣合作的理論流派，但國際貨幣合作並不總是有效的，有時反而是無效甚至逆效的。所謂有效的貨幣合作（productive cooperation），是指成員們通過規則協調或隨機協調來參與貨幣合作時，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不僅可以抵銷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還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銷政策和市場溢出帶來的損失；所謂逆效的貨幣合作（counter- 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隨著國際經濟格局和貨幣秩序的變遷，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逐步下降，當下降到不足以抵補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時，貨幣合作就成為逆效的，此時各國參與貨幣合作不僅沒有降低市場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還付出了貨幣政策獨立性受損的代價，結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國際貨幣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隨機安排在慣性消失後崩潰。人們就不得不經常對貨幣合作作出評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於成本收益法來判定貨幣合作屬於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歐迪茲（g.oudiz）、j.薩克斯（j.sachs）和羅高天（k.rogoff）等人。對國際貨幣合作可能帶來的收益並不表示樂觀。其開創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間，美日德三大國從完全和充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協調中的獲益還不到 gdp的1.5％。這樣的結果顯然並不能令政策協調的支持者滿意。而羅高夫則指出如果政府在貨幣合作過程中放鬆了對通貨膨脹型貨幣擴張的約束，那麼國際貨幣合作不僅不能改進福利反而可能使參與國福利降低。在此基礎上，列文（p.levine）與居里（d.currie 1987）通過使用oecd互連模型的兩集團簡化版本研究了無信譽政策的不穩定性，指出不講信譽的政策容易導致過度通貨膨脹，從而使福利呈現不升反降的趨勢。
基於博弈論來判定貨幣合作屬於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濱田宏一和克萊恩（b.klein）和萊福勒（f.leffler）等。從博弈論角度觀察，貨幣合作成為逆效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搭便車行為。為防止政策溢出，各國採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國的福利函數，但是貨幣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體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監督機制，那麼合作帶來的福利增進就成為類似公共物品的東西，那麼貨幣合作將可能因搭便車行為缺乏制約而失敗，即合作為逆效合作。二是國際貨幣合作的持續性和可置信度問題。由於政府間的貨幣合作往往時分時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門對其可持續性持懷疑態度，這在對匯率的聯合干預方面尤其突出。
基於博弈論來探索防範有效貨幣合作向逆效合作蛻變的研究也富有成果，其代表人物是凱德蘭（f.kydland）和普里斯克特（e.prescott）等。凱德蘭和普里斯克特等在早期研究中指出，如果政策協調是在多國之間進行的，那麼違約國會認為其餘眾多的非違約國不會因為一個成員的違約就放棄共同政策。解決違約問題可以用「有效嚇阻」的方法。此外豪薩姆（g.holtham）等（1987）認為可以用排除「不牢固」貨幣合作規則的方法來提高合作的有效性。而高斯（a.ghosh）和梅森（p.masson，1988）的研究表明如果政府在設計貨幣合作政策時充分考慮到各種不確定性因素，那麼合作的有效性可能會有顯著的提高。
綜上所述，從短期看，由於無信譽政策的存在。貨幣合作很可能是無效率的。從長期看，重複博弈消除了各國「機會主義」動機，合理的懲罰措施是保持有效合作的重要因素。從理論上講，懲罰程度應滿足以下條件： 假設參與貨幣合作的各國違約僅不受懲罰的機率為q，因違約而可獲得的預期收益為a，對違約的懲罰而導致的福利損失為b，則b應滿足b×(1一q)－a×q＝s>0。且有s越大則發生違約行為的可能性越小。那麼，是不是s越大越好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們認為，s與協調成本有正相關的關係，隨s的增大，貨幣合作的成本亦有增大的趨勢並增加合作趨向逆效的潛在危險。如果用u表示合作可能帶來的收益，p代表對此合作的預期收益率，c（s）與s呈正相關的合作成本，則s應當滿足以下公式：［c(a)］／c(s)=p→c(a)=u／(1+p)。這樣我們才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進行國際貨幣合作，較之迴避國際貨幣合作，是更積極和理性的態度。
基於成本收益法來判定貨幣合作屬於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歐迪茲（g.oudiz）、j.薩克斯（j.sachs）和羅高天（k.rogoff）等人。對國際貨幣合作可能帶來的收益並不表示樂觀。其開創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間，美日德三大國從完全和充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協調中的獲益還不到 gdp的1.5％。這樣的結果顯然並不能令政策協調的支持者滿意。而羅高夫則指出如果政府在貨幣合作過程中放鬆了對通貨膨脹型貨幣擴張的約束，那麼國際貨幣合作不僅不能改進福利反而可能使參與國福利降低。在此基礎上，列文（p.levine）與居里（d.currie 1987）通過使用oecd互連模型的兩集團簡化版本研究了無信譽政策的不穩定性，指出不講信譽的政策容易導致過度通貨膨脹，從而使福利呈現不升反降的趨勢。
基於博弈論來判定貨幣合作屬於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濱田宏一和克萊恩（b.klein）和萊福勒（f.leffler）等。從博弈論角度觀察，貨幣合作成為逆效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搭便車行為。為防止政策溢出，各國採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國的福利函數，但是貨幣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體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監督機制，那麼合作帶來的福利增進就成為類似公共物品的東西，那麼貨幣合作將可能因搭便車行為缺乏制約而失敗，即合作為逆效合作。二是國際貨幣合作的持續性和可置信度問題。由於政府間的貨幣合作往往時分時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門對其可持續性持懷疑態度，這在對匯率的聯合干預方面尤其突出。
基於博弈論來探索防範有效貨幣合作向逆效合作蛻變的研究也富有成果，其代表人物是凱德蘭（f.kydland）和普里斯克特（e.prescott）等。凱德蘭和普里斯克特等在早期研究中指出，如果政策協調是在多國之間進行的，那麼違約國會認為其餘眾多的非違約國不會因為一個成員的違約就放棄共同政策。解決違約問題可以用「有效嚇阻」的方法。此外豪薩姆（g.holtham）等（1987）認為可以用排除「不牢固」貨幣合作規則的方法來提高合作的有效性。而高斯（a.ghosh）和梅森（p.masson，1988）的研究表明如果政府在設計貨幣合作政策時充分考慮到各種不確定性因素，那麼合作的有效性可能會有顯著的提高。
綜上所述，從短期看，由於無信譽政策的存在。貨幣合作很可能是無效率的。從長期看，重複博弈消除了各國「機會主義」動機，合理的懲罰措施是保持有效合作的重要因素。從理論上講，懲罰程度應滿足以下條件： 假設參與貨幣合作的各國違約僅不受懲罰的機率為q，因違約而可獲得的預期收益為a，對違約的懲罰而導致的福利損失為b，則b應滿足b×(1一q)－a×q＝s>0。且有s越大則發生違約行為的可能性越小。那麼，是不是s越大越好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們認為，s與協調成本有正相關的關係，隨s的增大，貨幣合作的成本亦有增大的趨勢並增加合作趨向逆效的潛在危險。如果用u表示合作可能帶來的收益，p代表對此合作的預期收益率，c（s）與s呈正相關的合作成本，則s應當滿足以下公式：［c(a)］／c(s)=p→c(a)=u／(1+p)。這樣我們才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進行國際貨幣合作，較之迴避國際貨幣合作，是更積極和理性的態度。